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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问“夏文明”

前几年，所谓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可真是风光，原本的纸上王朝“夏王朝”居然被这个历史工程弄成了不可否认的“信史”， “二里头遗址证明了夏文明的存在”的荒谬说法也被一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所津津乐道，大为宣传。可事实是这样的吗？本文将以简练的文笔和有力的证据，向大家揭开这荒谬至极的弥天大慌，论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商朝建立前的中国存在文明”这一早已被国际主流学术界证实的观点！

    1.从目前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二里头根本不能证明夏文明的存在。文明的三要素是“城邦国家，礼仪中心，阶级社会的出现和氏族部落的解体”， “成熟的文字系统”， “青铜器的出现” （根据雅斯贝尔和马克斯的理论）。其中，“城邦国家，礼仪中心，阶级社会的出现和氏族部落的解体”这个条件是必需的，“成熟的文字系统”， “青铜器的出现”这两个条件只要具备一个便可。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城邦，青铜，文字”。就连那位爱玩“断代工程”的历史学家李学勤也在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出版社，1998年）的第2页写道：“国内外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把文字、铜器、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或要素来探讨文明的起源。”可是，二里头遗址中根本就没有“成熟的文字系统”，在三，四期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距今不到3600年，实际上都是商朝早期的遗物。至于商朝建立前的一，二期遗址，已被公认是石器，陶作坊和村落文化。不可否认，城邦国家在那时已经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证明二里头遗址中是“奴隶社会”而非“原始社会”，可见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旧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而非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这些事实无疑给那些认为“二里头遗址证明了夏文明的存在”的人以当头一棒！ 

    2.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地点来看，居然离国际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的最早的城市——偃师商城仅6公里之遥！事实不是很清楚了吗？二里头遗址所处的位置在当时是商民族的活动区域，它的创建者是商民族，而不属于什么子虚乌有的“夏文明”，其晚朝的三，四期遗址属于商期早期文明，早期的一，二期遗址属于“先商文化”，是商文明的前身，中华文明刚刚出现时的曙光，但根本和所谓“夏文明”扯不上关系！ 

    3.某些历史学家们想通过后世的记载来证明“夏文明”的存在，不幸的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商前文明”的记载出现在西周后期，且仅为介绍大禹治水的寥寥数字（“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详实记载“商前文明”的文字资料都是春秋中期以后的东西了，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是后人的虚构。至于商朝的甲骨文和金文嘛，对于所谓的“夏文明”更是只字不提，难道这不能证明所谓“夏文明”的不存在吗？有人问，春秋及以后的对“夏朝”和“五帝”的记载为何不能作为证明商朝建立前的中国存在文明的证据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倒想反问反对者一句，研究三国历史时你是愿意相信《三国志》还是愿意相信《三国演义》呢？同样，在研究商朝建立前的中国历史时你是愿意相信对“夏文明”只字不提的甲骨文还是愿意相信一千多年后的《竹书纪年》呢？呵呵，想必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

4.某些历史学家以中国某些原始社会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为依据，认为中国在商朝建立前就存在文明是不容置疑的。实际上中国那些商朝建立前的刻划符号根本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很可能只是用来计数的，或者是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符号（如纳粹的标记）。某些历史学家以甲骨文六书齐备为由认为甲骨文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但实际上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包括5500年前的两河象形文字，刚产生时都是六书齐备的。可以说，六书齐备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刚产生时的普遍特点，并不神奇。如果以此为由，将那些刻划符号都算作文字的话，古埃及和两河甚至世界其它地方的某些部落遗址，都将拥有六七千年甚至更久的文字史。可见某些历史学家的此说之荒唐。

5.至于所谓的“商朝的城市已经非常发达，故商文明不可能是中国的初始文明”的说法就更荒唐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搞清楚所谓的“已经非常发达的商代城市”指的是哪个。殷墟？一座商朝建立300年后建成的都城能用来证明商朝建立前的中国存在“文明”吗？那索性直接拿上海来证明算了！郑州商城？一座距今不到3500年，由商代中期的仲丁所建的，连“成熟的文字系统”都没有的遗址能算是“非常发达的城市”吗（某些历史学家说郑州商城是商汤所建的毫都，距今超过3600年，谁对谁错麻烦读者自己分析）？至于二里头就更谈不上“发达”了，连城墙都没有，少数的西方学者更是连它是不是“文明遗址”都表示怀疑。这样的遗址能算是“已经非常发达的商代城市”？这样的遗址能证明“商文明不可能是中国的初始文明”？也不知道那些玩“断代工程”的历史学家们是怎么想的！其实世界像商文明这样突然发展起来的文明在世界上也不少，那些因受到其它文明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文明自不必说了，一些像商文明这样独立的发展的文明也有“突然发展起来”的现象。比如我们熟悉的印度河文明，刚产生时就有非常雄伟的哈拉帕城和摩享佐-达罗城，但国际主流学术界从不认为在4400年前这两座城市建立以前的古印度地区存在文明。既然如此，商文明突然发展起来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6.最致命的是二里头遗址的起止时间，上限距今只有3800年，下限距今居然不到3500年，而国际公认的伟大的商文明在3600~3700年前就出现了。这样的话，用二里头遗址来证明所谓的“夏文明”从时间上来看实在是太荒唐了！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难道一个满打满算距今只有3800年的遗址能证明一个距今至少4000年的“文明”的存在？莫非那些御用历史学家都是数学不及格的？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夏商周专家刘绪先生就指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文化应落在公元前1610~前1555年之间，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也应属商代初年，属早商文明，而非所谓的“夏文明”，“断代工程”将商朝中期的郑州商城提至商朝早期，将商朝早期的二里头三四期遗址提至商朝建立前，恐难以服众。当然，那些御用历史学家还没有笨到数学不及格的地步，为了证明发现宫殿和青铜的二里头晚期文明遗址属于“夏文明”，这些历史学家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李伯谦在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没有参考任何反对者的意见的情况下就一锤定音：整个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也不知道他所说的“大多数”学者有多少人，我只知道他刚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天，2000年1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公布对偃师商城宫城北部“大灰沟”进行发掘的发掘简报及相关研究成果，宣布商文化的上限进入二里头文化四期，“突破”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认定的二里头文化全是“夏”文化，公开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更荒谬的是，一方面某些历史学家口口声声说发现了宫殿和青铜器的二里头三四期遗址证明了“夏文明”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国际主流学术界的非议，在工程“简本”中将二里头遗址第三期落在早商范围内，如此自相矛盾，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也不得不让人感慨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制造“豆腐渣”工程的非凡能力！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中华文明距今只有3600~3700年，起源地就在今天的洛阳，郑州一带，最早的文明遗址是偃师二里头三四期遗址和偃师商城，至于所谓的“夏文明”嘛，恐怕只活在喜欢玩“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某些历史学家的脑海中啦！ 

    当然，那些爱好“断代工程”的历史学家们是无法接受“中华文明不到4000年”这一事实的。于是他们能做的就只有阉割文明的标准： “成熟的文字系统”被改成了“文字符号的出现”，那些跟几何符号没什么两样的刻划符号顿时都成了“文字”；“青铜器的出现”被改成了“铜器的出现”，中国几乎所有的金石并用时代的遗址都成了“文明遗址”； “城邦国家，礼仪中心，阶级社会的出现和氏族部落的解体”中的“阶级社会的出现”从文明标准中删去，原始社会末期那种贵族和平民矛盾激烈，但还没有大量奴隶出现的时代刹那间都跨入了文明的门槛（这就是良渚古国，王城岗遗址被归入“文明”的原因。）：国际公认的文明标准就这样被随意阉割，不得不让人佩服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的本事了！顿时，“埃及6000年文明”， “两河7000年文明”， “中国5000年文明”的奇谈怪论在中国散布开来（恐怕连埃及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有6000年文明。），就连一直以来都为自己文明只有4000年而自卑的欧洲居然也有了4500年文明。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也太神通广大了，是不是那些洋人们也应该来感谢你们对他们文明史的“提拔”呀？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说到这里，某些愤青马上就要拿出丹尼尔的那套标准来压我了。照他那标准，“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中心”三者有其二即可算文明，所以龙山和良渚可以算“文明”。呵呵，这标准看起来还真的挺好玩的嘛。希望愤青们在引经据典反驳我的时候，先看一下那标准得到国际主流学术界承认了没有，没有的话就别拿来丢人现眼。我认为他那标准没得到国际主流学术界承认的理由很简单，麻烦各位随便翻一下老外写的比较有知名度的历史普及读物，看看有哪本不是把古埃及文明从5100年前纳尔迈（美尼斯是埃及人编出来的，没有必要相信）统一上下埃及算起的？有哪本把距今6000~5100年的埃及称作“前王朝文明”的？埃及在6000年前就有了城市和复杂的礼仪中心，国际上连“前王朝文明”都不承认，凭什么要承认你这子虚乌有的“夏文明”甚至“龙山文明”，“良渚文明”呢？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事实上，目前国际主流学术界所通用的文明标准是雅斯贝尔提出的，本文已在开头提出过，这里就不再废话了。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把所谓的“龙山文明”和“良渚文明”套到这标准里试试。根据这两个文化遗址目前的考古发现，有象征部落首领权利的玉器，有辅助生产用的红铜，有各种精美的陶器制品，但请问，青铜器在哪里？阶级社会的痕迹在哪里？成熟的文字系统又在哪里？文明的几大要素中恐怕只有城市还拿得出手吧！于是，某些人便以中国4800年前就出现城市了来说明中国所谓“上下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是正确的。其实这种说法本来就很可笑，那巴勒斯坦地区8500年前就有科布斯城了，那它们的历史岂不是比两河文明还悠久了？爱琴海中的群岛上5000年前就有城市了，难道说爱琴文明有5000年历史？事实上，城市公认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埃及如此，爱琴如此，两河如此，中国自然也逃不过这个事实，麻烦各位不要拿这些近5000年前的城市遗址来自欺欺人了。

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从传说开始的，中国也不例外，关键在于是否有勇气面对事实，是否敢于像承认“五帝”是传说那样承认“夏朝”亦非信史。我搞不懂了，中华民族在360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如此灿烂辉煌的文明，并一直延续至今，为世人所称道，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我们有必要抱着“夏文明”的谎言不放来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吗？我们有必要把那些对“夏文明”表示质疑的人骂为“反华人士”和“汉奸”吗？某些历史学家的“爱国心”的确值得赞许，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用谎言堆砌起来的“民族尊严”始终要面对阳光的考验，“中华文明不到4000年”这一事实一定会让所有有良知的中华儿女所接受！我们期待这一天！ 

下面铭文的释读，尽量用通用的文字：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
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
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
作臣，厥沬(贵)唯德，民好明德，
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 ）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
经齐，好祀无△（废）。心好德，婚
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
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
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盨铭“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可以对照《尚书》中的《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还有《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大家知道，《禹贡》这篇文字，近世学者多以为很晚，《书序》更是被人怀疑。现在证明，其文句与铭文符同，特别是“随山浚川”全同于《书序》，实在是令人惊异。
这些文字还应参看《尚书·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还有《诗·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所用词语，都互相类似。
“随山”的“随”，意思是“行”，见《广雅·释诂》；“浚川”就是疏导河流；“差地设征”，“征”即贡赋，同于“任土作贡”。铭文禹的传说，与《诗》、《书》是一致的。

年代大约在周孝王、夷王前后
 

上大学时第一堂课语文老师就说中国为4000年历史,而且是一个在哈拂东方学院回来的中国人(名字忘了)在老邓和国家的支持下研究了几十年用了国家十几亿的资金才查出来的.这是由于外国一直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是假的,没根据,邓老不服气,手一挥开始查,但查到现在也就4000年,还有失落的1000年完全是历代的传说传下来的!

陈淳/龚辛 撰(陈淳(1948-)，男，浙江奉化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龚辛(1981-)，女，上海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研究生)
《复旦学报：社科版》，2004/04，82～91页
Erlitou,Xia Dynasty and the Study of Early States in China
本文为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探索及对中国实践的启示》。

On the basis of the retrospect of the excavation and the research of the Erlitou site at Yanshi in Henan and the Xia Cultur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uses of disput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on the study of early states in China,in terms of epistemology,archaeological paradigms,utiliza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reasoning procedure and monothetic versus ideographic methods.It is argued that there occur not only the differences of academic traditions,but also the methodological backwardness caused by lack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tudy of early states in China urgently needs updated theory and method.

【内容提要】

文章通过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以及夏文化研究的回顾，从认知方法、考古学范例、文献的运用、推论程序和通则、个案五个方面，剖析了中外学者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存在歧见的原因。指出，其中不但有学术传统上的差异，也有缺乏国际交流所造成的研究方法的滞后。文章认为，中国早期国家研究迫切需要理论方法上的全面更新，否则再多原始材料的积累也是枉然。

　　　　1　前言

　　在中国早期国家探源中，夏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自从商代的史实因殷墟发掘而被确立为信史之后，论证夏的真实性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早在20世纪中叶，范文澜根据《竹书记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1]。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指出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和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为两片可能的区域[2]。并亲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在偃师二里头发现早商遗存后，进一步提出在河南偏西、山西西南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建议。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对二里头进行试掘，发现了从龙山晚期到早商的三层文化堆积[3]。

　　之后，有不少学者陆续发表文章提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的见解。比如，佟柱臣以《国语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圈定夏的地理位置，将《竹书纪年夏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的记载来对应二里头遗址的两个年龄，从时空上锁定二里头应该就是夏代的都邑，然后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宫殿遗迹、青铜器、墓葬作为奴隶制国家的特征来讨论[4]。尽管存在争议，但是在一些权威学者的坚持下，不同声音渐渐变小。比如，邹衡就力排众议，赞同“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5]。这种学术界的共识，使得疑古辨伪成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古代传说和记载又被不加检视地应用，有人乐观地声称，对于疑古派极力否定的夏朝，经过数十年历史学家们的艰苦工作，目前史学界中明确否定的人已经很少了[6]。

　　1995年以后，受到埃及、两河流域考古纪年成就的激励，国务院决定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合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门学科，应用较先进的断代技术，将包括夏在内的三代研究推向了高潮。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结项验收，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其总目标是通过了9个课题和44个专题的多学科联合攻关，制订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该项目的成果发表后在国内受到一致好评，但是在国际上却遭遇尖锐批评，凸显了中外学术界在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显著差异。

　　《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确信夏的存在，而且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坚持这一论断的学者以四条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1)豫西和晋南是周代文献中提到的夏人活动区域，其中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2)二里头发现了宫殿遗迹，表明国家的存在。(3)测年结果证明二里头在夏的纪年内。(4)既然司马迁所记载的商朝被证明为信史，那么夏的存在也应该是可信的[7]。但是在持不同意见的中外学者看来，这些理由显然是不够令人信服的，这项研究不应该预设夏的存在，而应该证明它存在。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周代，而时间上离夏最近的商代甲骨中却未见有关夏的片言只语，因此，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由于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夏代的文字，因此这个问题不能预设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前提，必须从考古学上来进行独立的探究。但是目前考古学者并没有充分消化考古材料，利用所含的信息潜力来破解这个问题，而仅仅局限于比较出土文物的异同来界定夏文化的内涵，并坚信不疑地用考古资料来印证文献。

　　在夏文化研究和断代工程所显现出来的问题中，令人担忧的不只是观点的异同，而是这项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规范。比如，论证夏的存在明显与确立华夏5000年文明史、宏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自豪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又被列为“凝聚力工程”，这种带有预设倾向的研究，很难保证科学家在做判断时的中立性。曾有国外学者指出：进行考古研究总有政治的存在，总有政治的共鸣。解释过去总是现在的一种政治行为，如果科学的中立性得不到保证，那么我们对过去的解释决非是从真实世界中获得的冷静的客观判断，而总会与今天的政治和道德判断混在一起[8]。正是受这种价值观影响，使得本属正常的学术讨论夹杂了反常的情绪。比如，一些西方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言论严加痛斥。有的学者则采取抵制心态，“至于说个别外国学者认为夏文化不过是一个传说，那也只好由她去，是无碍于我们对中国古史的研究的，我们用不着因为她来确定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9]。这种态度和言论显然不是正常科学讨论所应有的。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研究是世界文明和早期国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能为世界社会科学做贡献的最有潜力的一个领域。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学者，对中国的学术成就应当会深表激赏并深受鼓舞。但另一方面，就像奥运会零的突破一样，我们的成就若要获得世界的公认，也必须通晓和遵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由于对国际同类研究现状所知甚少，国内学者的视野过于狭窄，研究方法过于陈旧，论证程序存在不少问题，这好比用国内自己认定的过时标准来申报世界记录，自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本文想对二里头和夏文化的研究做一番回顾，然后从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对目前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一番审视，以期对我们优化这项研究有所助益。

2　回顾

　　下面我们从7个方面对二里头和夏文化的研究做一番回顾。

　　2.1　田野发掘

　　自徐旭生发现二里头遗址，并由考古所进行试掘之后，洛阳队从1960至1964年又在二里头遗址进行了8次发掘，在陶器中发现早、中、晚三期不同的器物特点，并提出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的相对年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冈商文化之间[10]。

　　1974年，考古所二里头发掘队发现一号宫殿遗址[11]。1977年，在一号宫殿遗址东北150米处发现二号宫殿遗址。根据夯土层和所含陶片判断，二号宫殿始建于二里头三期，废弃于二里头四期偏晚或者二里冈下层偏早，其下是一、二期地层。此外宫殿北部有一同时期大型墓葬[12]。此次发掘确定了二里头文化的四期分层。

　　1980年，配合基建工程对二里头遗址进行第3轮发掘。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类型辨认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的文化特征[13]，并发现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冈下层是同时的，且直接发展成为二里冈上层[14]。上世纪整个80年代，考古所二里头发掘队对二里头进行了数度发掘，发现不同时期的房基、器物、墓葬和灰坑[15]。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基本上是用习见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来进行的，因此分层、分期和用陶器类型来辨认文化特征成为田野工作的重心。发掘选点似乎没有问题导向，缺乏验证不同设想，以及从聚落布局来观察社会等级结构这样的分析思路。二里头遗址发掘至今还未发表一张比较完整的遗址布局图，这样的操作要让国内外学者了解遗址的规模、重要性及其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势，认可其“夏墟”的都邑地位显然存在很大的不足。

　　2.2　文化分期

　　迄今为止，有关二里头和夏文化的讨论基本上都立足于上述的一系列信息量非常有限的发掘简报，而分期则被认为是年代学最为关键的工作之一。根据许多遗址的地层学观察，比如在新密市新砦遗址、洛阳东干沟遗址、临如煤山遗址，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叠压着河南龙山文化；而在偃师二里头、巩县稍柴、郑州洛达庙等遗址都可见到二里头文化上叠压着二里冈文化。因此，二里头文化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冈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根据出土陶器类型有人曾把二里头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1974年，二里头考古队根据宫殿遗址的发掘资料，提出了二里头文化的四期划分方案。

　　1979和1999年对密县新砦遗址的两次发掘中，发掘者声称分辨出一种介于二里头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之间的文化层，称为“新砦期”，并将其细分为两期。新砦一期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新砦二期似乎是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过渡阶段。于是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新砦二期”应被归入二里头文化，命名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或者“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新砦型”[16]。

　　郑光根据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的材料提出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应该有一个第五期，或被称为“二里冈下层期”[17]。但是二里冈文化遗存与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还是有较大差别，现在较为普遍、为人公认的分期还是二里头文化四期说。

　　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来对史前遗址进行分期是一种必要的入手工作，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因人而异的主观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建立在器物类型的异同之上。分期固然可以观察文化的细微变化，但是追溯国家起源的社会演变轨迹，分期的作用显然十分有限。比如，即便我们确认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的分界，但无法认定这就是夏朝的开始。

　　2.3　文化内涵

　　由于目前普遍接受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于是二里头类型遗址的出土遗存就被作为夏文化的特征来描述。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来自陶器，二里头出土了一批有特色的陶器，包括圆腹罐、豆、盉、斜腹盆、爵、平底盆、小口瓮、瓦足皿、觚等。虽然有些器物在早期和晚期存在形制上的差异，但是这些器型不见或者少见于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被视为鉴别夏文化的特征器物[18]。

　　邹衡曾归纳了3条夏文化的鉴定特征：(1)陶器多为圜底。(2)二里头出土一件陶方鼎具有铜器特征，意味着夏文化早期已经开始铸造铜器。(3)礼器主要有觚、爵、盉等[5]。

　　有人则从墓葬来讨论夏文化特征，二里头一期为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墓，二、三期数量增加。大、中型长方形竖穴墓在二、三期出现，规模很大，有的还出现二层台，随葬品丰富。四期墓葬沿袭前制，但数量和规模稍稍逊色。一期墓葬有较多的河南、山西龙山文化色彩，四期墓葬则与二里冈下层比较相像，二、三期墓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体现了二里头文化发展的鼎盛期[19]。

　　总体来说，夏文化主要是依靠一批典型器物作为分辨标准的。即作为炊器的鼎、侈口圆腹罐，作为食器的深腹盆、三足盆、平底盆、豆、小口高领罐、瓮等等，作为酒器的觚、爵、盉等[20]。

　　在1977年11月的“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夏鼐给夏文化下了一个定义，即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应当指出，以器物定义的考古学文化不一定能对应一个民族群体，而一个王朝或一个国家也可能融合了不同的民族群体。由于民族身份很难从考古学上来分辨，于是直观的器物类型便成为分辨夏文化的主要标准。根据目前的论证方式，中国学者大致是这样来进行推理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国＝夏国的疆域。以后我们会讨论，这样的推论存在很大的问题。

　　2.4　文化属性

　　二里头文化在河南全省、山西省西南部、陕西省东部和河北省南部均有发现。现根据资料可以分为豫西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晋西南地区的东下冯类型、冀南豫北地区的豫东类型、豫南地区的下王岗类型，其中以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数量最多，而二里头遗址又是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因此二里头遗址被当作这类文化的代表。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体系确定以后，学术界就开始对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夏的关系展开讨论。虽然二里头文化被认为就是夏文化，但是二里头遗址四期的文化是否都可以归入夏文化仍有不同看法。1977年，夏鼐总结了当时争论中的四种观点：(1)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全部四期是夏文化遗存；(2)河南龙山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遗存为夏文化遗存；(3)二里头一、二期遗存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4)二里头一至四期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不是[21]。

　　20世纪80年代C14技术开始普遍应用于中国的考古断代。通过原有历史文献记载中推测的夏代年限和对二里头各期遗存中样本的C14测定相对照，发现二里头文化各期均在夏代范畴之内。学术界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根据《史记》、《竹书纪年》、《汉书》、《尚书》以及“利簋”铭文等文献推算出武王灭商在前1075年；再根据《史记殷本纪》、《初学记》、《竹书纪年》得知商代积年，根据《易纬》、《竹书纪年》、《路史后纪》推出夏代积年；最后推出夏代上限为2061BC左右，下限在1554BC左右。而C14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在2000～1600BC，（杨育彬文中提出的夏代纪年为2070-1600BC，二里头C14年代2000-1600BC；庄春波所记夏代年代为2061-1554BC，二里头C14测定的年代范围，上下限分别为：上限1800-1730BC，下限1560-1521BC；《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中所用数据为1950-1625BC，还有1900-1560BC的说法，这里用的是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为主要依据，并整合其他意见后的数据），说明二里头遗址都卡在夏代范围之内[22]。

　　2.5　夏文化溯源

　　二里头文化被确定为夏文化之后，学术界开始追溯夏文化的初始。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显示，夏代的始年为2070BC，如果选用二里头一期上限是1900BC的数据，期间还有近两个世纪的间隔，意味着夏代的始年要比二里头一期还早。

　　20世纪80年代对登封告成王城岗的发掘引起了人们对于夏文化渊源的关注，该遗址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筑城址，不但有城墻，内部还有十余座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还有使用青铜容器的证据[23]。其地理位置与文献中夏禹的都城十分接近，出土器物又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相像，建筑规模也很宏大[24]。此外，C14测年显示其时代在2190～1965BC，和夏代纪年重合[25]。当时就有人推测这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应是文献中提及的“禹都阳城”。有学者比较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地点、各类器物的器型、建筑形式、葬俗等，提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新砦期就是两者的过渡[26]。否定了70年代末老一辈考古学家所认为的“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在器物特征上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并不是一种文化”的论断[27]。

　　有些学者认为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是相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只是夏文化的中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包括河南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巩义稍柴等遗址）才是早期夏文化。

　　但是近年又有学者重提二里头文化不是河南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而是吸收了王湾三期文化及周边地区不同文化形成的新的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分属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依据是二里头一期遗存中与王湾三期文化相近的器物群与其还是有较大差别，而王湾三期中带有二里头特征的群体数量比例上亦小于二里头一期[28]。因此，二里头一期才是夏文化的初始。

　　2.6　夏商分界

　　与夏文化的初始同样受到关注的是夏商的分界。二里头文化四期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三、四期属于商文化，即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是夏商的分界点；另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一至四期是相互继承关联的，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冈下层才是夏商分界。

　　根据类型学分析，学者们发现二里头早期（一、二期）和晚期（三、四期）器物类型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还是属于同一体系。而二里冈下层的一些器物如深腹罐、圜底盆、鬲、大口尊等和二里头四期同类器物在形制上没太大差别，但是其它很多器物却有较大差别，而且器物组合有很大差异，二里头晚期的平底盆、瓦足皿、缸、甑、觚、盉在二里冈下层几乎不见，二里头晚期常见的爵、簋、小口瓮、罐等在二里冈下层文化中少见，而二里冈下层出现的鬲、斝在二里头晚期鲜见[18]。

　　赵芝荃认为二里冈文化是由二里头文化直接发展而成的，理由是：(1)几处较大的二里头遗址上直接叠压着二里冈文化遗存。(2)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陶器的种类基本相同。(3)两者房屋和墓葬形式相近。(4)一些铜器如戈、爵相似[26]。程平山等人认为二里冈文化虽然包含大量二里头文化因素，但是有的器物形制差异很大，种类也有差异，最重要的是二里冈的典型器物在二里头少见或者形制不同。此外，二里冈在豫西以外的其它地方呈现不同的风格。因此二里冈文化是由于地域上与二里头文化的局部重叠，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的一些因素，加上其它地方因素混合，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29]。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学者们一般赞同夏商文化的分界在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冈下层之间。

　　有的学者从城址人手寻找夏商的分界，文献上记载夏桀是被商汤消灭的，因此只要找到夏桀或者商汤的王都就可以确定夏商之交的位置。由于夏都暂时难以确定，因此商都的确认备受重视。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令人瞩目，这座商城虽然规模远不及郑州商城，但是是早商城址之一，可望提供一个区分夏商分界的标尺[30]。最近有学者认为偃师商城就是夏商分界的确切标帜，因为该城年代上距离二里头文化最近，空间位置也只和二里头遗址相距6公里，商文化与夏文化并列发展，逐渐扩张，最后吞并处于晚期的夏文化的可能性非常大[31]。

　　也有学者以《尚书》、《国语》、《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中提到的“桀奔南巢”、“夏桀无道……避居北野”等为线索，以江淮地区薛家岗、寿县斗鸡台，北面的夏家店等遗址中出现的零星二里头特色器物为依据，认为江淮和晋、冀、内蒙古等地出现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时候应该就是夏商分界[32]。

　　像追溯夏的渊源一样，夏商分界的辨认主要还是采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定势思维。其实，国家和朝代的出现和更替与日用陶器的变迁没有必然的关系。不予检视，完全用文献来印证考古发现也非良策，首先夏桀逃亡事件的真实性有疑，而且突发政治事件和日用陶器的传播似乎根本搭不上界，将两者拉到一起作为判断夏商的分界是经不起推敲的。

　　2.7　城址研究

　　二里头遗址发现后，一部分学者将其定为早商城址，并引发“西亳说”和“郑亳说”之争。坚持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属早商的学者认为三期的宫殿基址是商汤西亳；坚持二里头四期都是夏文化的学者认为郑州商城是汤都西亳[33]。随?年偃师商城的发现，两派的观点都有所变化。西亳说进而分为三派，而郑亳说对于夏代都城的问题也有分化。有的主张二里头三期两座宫殿基址是太康都邑“斟寻”，有的认为三期应属少康时代，有的把二里头一期推为少康时代，三期晚是夏桀时代。另有人并不细分夏王年代和二里头文化分期之间关系，笼统把二里头遗址看作夏邑“斟寻”[34]。

　　一些讨论还涉及二里头遗址是文献中记载的哪个夏代城址，文献中夏代诸王的居邑和都邑有：禹居冀、阳城、平阳等地；启即位于夏邑；太康居斟寻；相居商丘；后羿居斟寻；少康归夏邑、迁于原；杼迁老丘；胤甲居西河；桀复居斟寻。有的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一期堆积层薄，物质文化不丰富，可能只是一般居住点。二期时间虽短，但是堆积较厚，可能是人口增加。三期出现宫殿和厚葬墓，之后宫殿废弃，表明有迁都事件发生。四期年代很短，宫殿重新使用，可能恢复了都邑的地位。因此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少康之都“夏邑”，并解释“斟寻”就是少康复国后所回的“夏邑”。尸乡城遗址是汤都“西亳”，由于文献显示西毫并非始建，而是在夏桀的都邑上改建的，因此这座城址可能是后羿始建的另一座“斟寻”[22]。

　　赵芝荃只是认为二里头是夏代晚期的都邑，偃师商城则是商汤“始屋夏社”在夏朝统治中心建立的新都，没有明确指明二里头遗址到底为夏代哪一个都城[35]。

　　目前的有关二里头城址的讨论范围，仅限于将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相对应。在文献可信度存疑的前提下，任何讨论和结论都难以被看作是历史的事实。

3　讨论

　　接下来我们想从科学认识论、考古学范例、文献应用等5个方面来探讨一下，二里头和夏文化研究为何会引起中外学者如此激烈聚讼的原因。

　　3.1　认知方法

　　中国早期国家探源研究虽然是一项科学研究，但是由于主要参与的学者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因此从研究方法而言仍然是本国史学传统的延续。因此，中西学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与其说是观点的不同，不如说是认知方法的差异。考古学家张光直说过，中国传统史学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其主要方法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以史料和史料考证为主的历史观在三四十年代曾受到过批判，但仍然一直占据着主导或至少是优势的地位[36]。我们可以从对二里头和夏的研究中，处处感受到这种主观判断的强烈倾向。

　　但是西方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则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并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这种在西欧发展起来的科学认知方法对人类具有普遍的卓越价值，其要义或精髓就是鼓励研究者怀疑自己的前提，并系统地将自己的结论让怀疑者进行带有敌意的审视[37]。因此，有条理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科学的基本特点，而且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正是这种认知方法的不同，导致中西学者在对待一些结论和看法时会出现大相径庭的态度。比如，对夏代的真实性或二里头就是夏这一结论的质疑，我国学者在无法提出更多的证据来说服别人时，往往就用学界的共识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殊不知，“个别科学家的主观信念，或科学家集团的共识，并不能赋予科学知识以真理性。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并不来自人们的信仰或约定，而是来自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38]

　　就正常的科学程序而言，任何研究是从“问题”开始，而“怀疑”则是从事科学探索的第一把钥匙。因此，“疑”和“思”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动力[39]。在二里头和夏文化的研究中，研究的问题完全按照史籍来展开，学者们无论对待文献还是自己的判断都缺少起码的怀疑精神。对别人提出的疑问，往往以情绪化的态度来抵制，这显然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如果自己讨论的前提和结论不容别人怀疑，那么这样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3.2　考古学范例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在二里头和夏文化的研究中，采用的是文化历史学的考古学研究范例。这一范例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柴尔德所倡导，并被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所采纳。这一范例的操作方法是用类型学将含有相同或相似器物的组合合并到一起，建立一种与民族学中“文化”概念类似的分析单位。柴尔德一度认为，物质文化的相似性只有当人们享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才有可能，那些拥有相同考古学文化的人应当具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意识、并在社会和政治上彼此认同。

　　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这一范例已经受到了包括柴尔德本人在内的广泛质疑。考古学家们逐渐认识到，考古学文化并不以机械的方式与部落或民族这样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因为物质文化的分布不一定与社会或政治结构相一致。柴尔德正确地指出，完全用类型学而不用社会学因素定义考古学文化，有着把同一群体不同方面划分为不同文化的危险。同样，拥有相同的物质文化并不能证明这个文化的成员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正如物质文化的不同不能说明没有认同意识一样。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国家这样的复杂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可能有不同的渊源，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样的社群看作是民族学上截然不同的集团。因此，考古学家认识到，考古学文化概念只适合于研究小规模的、相对封闭的、较为定居的史前社群。由于在复杂社会中，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会形成文化的多元性，考古学文化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成为不适当的衡量手段[40]。

　　正是认识到这一范例的缺陷，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类型学方法开始式微，文化的功能观、以聚落形态为基础的社会考古学开始兴起，考古学范例也开始从以文化编年为目的的研究，扩展到关注影响文化演变动因的探索。由于缺乏交流，中国考古学界对60年代以来国际考古学研究范例的革命性变革十分隔膜，在研究中仍然采用西方二三十年代的方法。因此，在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中，国外学者指出中国考古方法落后，基本上与美国30年代的方法相仿[41]，并非是刻意的贬低。

　　在早期国家的探索中，中国学者还未充分意识到考古学研究三个难度级别的问题，这就是研究生存方式比较容易，研究社会结构比较难，研究意识形态最为困难[42]。目前我国学者在对早期国家的问题上，采用的仍是擅长分期和观察生存方式层面的器物类型学方法，上升到社会结构层面，考古学家必须调整视野，采用不同的观察和分析方法。由于方法过于陈旧，因此在试图要解决较高难度层面上的社会发展问题时，具体分析就显得不得要领。

　　由此可见，上面提及的中国学者的推理：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国＝夏国的疆域为何难以得到国外学者的认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3.3　文献的应用

　　从前面的回顾中，我们看到在夏的研究中，中国学者以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对应。不可否认，文献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具有比物质遗存更为重要的价值，因为它可以直接提供历史信息，不必像考古分析只能用间接方法来推断。但是，不加审视地利用文献也会招来批评。

　　首先，且不论文献中夏代的真实性如何，我们目前单凭史籍中的记载就确认夏就是第一个国家是有问题的，因为古人或司马迁那个时代所谓的国家和我们探索的早期国家在科学定义上是否一致是有问题的。国际上的同类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历史文献中的早期国家概念，中外学者显然不同。

　　一个例子是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国家。文献中记载，大约于公元1155年前后成书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及国王出现在公元500年左右，这很容易使历史学家将其作为国家出现的依据。但是经考古学独立研究认定，一个真正的国家要到公元780年左右默西亚(Mercia)的奥法国王(King Offa)或公元871年韦塞克斯的艾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时期才形成。十分明显的是，历史文献记载的所谓“国家”实际上是现代科学概念的“酋邦”[43]。

　　另一个例子是埃及。从文献证据而言，古埃及的国家形成一般认为从上埃及和下埃及政治统一的0王朝开始。但是考古学的独立观察认为，当纳尔迈在征服了三角洲地区之后，其统治方式仍然是南方酋邦的延伸，标帜一个国家的特征一直要到第2王朝才真正出现[44]。

　　根据一种说法，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西周的《书经》（即《尚书》），据说是周公的言论。一项对这些言论的解读认为，夏是西周初统治者杜撰的朝代，目的是用商灭夏的故事来为周灭商的合法性辩解。此外，商代甲骨文中不见任何有关夏的记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商代诸王曾把自己看作是夏的合法继承者[45]。另一流行说法认为，夏在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在晋武帝时汲县古墓中出土的《竹书纪年》，历史学者认为它是魏国的史书，成书于战国中叶[46]。即使以魏襄王20年（前299年）为成书的下限，离夏代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即使夏代的真实性可信，那么如何看待和采用这时隔1000余年的记载，显然是今天学者做研究时必须严谨面对的问题。

　　英国学者伦弗鲁等指出，文字记录对于我们了解未知社会有极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应当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历史记录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们会将其自身的观点影响我们，以至于它们不但为我们的问题提供答案，而且无意中限定了这些问题的性质、甚至我们的概念和术语[43]。

　　美国学者贝克利也指出，文字记载的历史对于考古学有着双重的危险。它不但会左右考古学采样以求与传统保持一致，告诉考古学家往哪里看，而且还会告诉我们该看些什么[46]。

　　在没有对文献可信度做详细论证的情况下，我国学者将其作为确凿依据来推算夏的起迄年代并和断代相印证，而且推算出各位夏王在位的年表，或据此将考古发现的城址与各夏王都邑相对应，其结论备受质疑并不令人奇怪。

　　3.4　论证程序

　　在用考古材料论证早期国家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普遍存在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比如一看到大型的建筑基址就说是宫殿，然后就由此推导出一个王甚至一个国家的存在；一见夯土围墻就是城址和都邑，并力求和文献上的某项记载相对应；一见厚葬墓就是阶级社会的标帜，发现陪葬或非正常死亡的骨架则被看作是人牲或人殉，是进入奴隶社会的证据；青铜器和玉器就是礼制和王权形成的证据；文字的出现就证明文明的产生。关于国家或王权的讨论都缺乏对主要概念的定义，一旦要寻找理论依据时，就全盘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摩尔根的语录，怎样从考古资料中辨认国家社会形态几乎从不予以讨论。

　　其实，在社会文化现象和它们产生的原因之间存在种种不同的可能性，绝对不可能是那种单一、刻板和机械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通晓世界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就可能发现太多的例外。这是由于我国学者习惯于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很少考虑人类文化和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见某种现象就将其看作是某种历史事件的证据。

　　美国学者索普对二里头遗址一些现象的推理提出不少异议。比如，一看到大型的夯土基址就判断为“宫殿”是不妥的，他认为只有掌握了遗址中人类活动的充分证据时，才可以判断这些建筑的功能。这样的建筑，不妨称作宫殿式庙宇，可能具有多功能用途。因为参考中国传统的宫殿形式，二里头的宫殿只有一个单一空间的前庭，无法容纳觐见的百官，不符合西周对于廷的描述，它可能是某种类似宗庙的建筑。

　　对于中国学者根据大、中、小三种墓葬的等级来推导社会结构的做法，索普也认为缺乏依据。二里头遗址大型厚葬墓只是少数，只有在大范围内发现更多大型墓葬时才可以证明其王室贵族的属性。何况二里头的富墓在规模和随葬品质量上远不及陶寺或良渚的大墓。

　　在物质遗存上，索普对中国学者把青铜器、玉器等当作王权的象征，进而作为国家的标帜持批评态度，认为铜器只是王室的特权实在夸张过头。他反问，如果把这类器物看作是社会复杂结构的标帜，那么早期国家是否就只能到青铜文化中去寻找了？[47]

　　对此，我们有必要聆听英国科学哲学家贝弗里奇的告戒：“传统的科学方法、常识和直觉思维对于处理复杂问题通常是完全不合适的。在这里用a造成b，然后b再造成c，而不考虑其他影响的直觉思维已经不行了，而且可能会误入歧途”[48]。

　　3.5　通则与个案

　　目前中国的早期国家研究仍然围绕编史学的问题展开，缺乏国际上通行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于是，学者们满足于确定中国第一个国家出现的地点、时间和特征，并不考虑它形成的原因。张光直对此曾深表困惑：“为什么近十年来的学者对‘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仅仅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为什么不讨论文明前的社会产生文明的内部动力？”[49]因此从研究层次上，中国的早期国家研究还只限于个案的范畴，无法为社会科学通则性的探索提供具有普遍价值的成果。

　　涉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必然要依赖理论的指导，但是中国考古学强烈的编史倾向，使得理论在中国的考古活动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理论的欠缺又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设计和材料的阐释，没有系统的科学理论探讨，学者就只能从史籍中来提出问题，凭自己的经验和推测来下结论。由直观获得的经验判断无论在观察深度还是在解释的可信度上都十分有限，难免出现众说纷纭和饱受质疑的现象。

　　其实，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可以提高研究层次和分析水平，加深我们对早期国家产生的原因、性质和特点的了解，并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深入到国家形成的机理和深层动因。

　　在西方的科学价值评判来看，通则性的规律探索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核心和精髓，因为它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具有世界意义。我国学者拘泥于史料的个案研究与西方强调普遍意义的通则研究相去甚远，这种差距进一步加剧了中外学者对二里头和夏文化研究的歧见。

4　小结

　　从本文对二里头和夏文化研究的回顾以及中外学者观点分歧的剖析可见，中国学者在早期国家探源的研究上无论是学术规范还是研究方法都与国际同类研究存在显著的差距。究其原因既有学术传统的问题，也与长期以来缺乏国际学术交流有关。张光直指出，中国学者长期以来便作茧自缚，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外国有的，中国都有，只要研究中国就行了。于是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学者自己选择了边缘化的位置，自甘被弃于主流之外[50]。如果对国际学术进展一无所知，这种闭门造车、方法陈旧的研究一旦要与国际接轨就难免招来尖锐的批评和质疑。我们应当虚心聆听这一告诫：目前中国学者要在夏的问题上获得进展，并不在于寻找更多的原始材料和考古证据，而是迫切需要更新理论和方法，否则再多再好的遗址出土都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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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有够灌水啦.

上下五千年

上下五千年。
即使精确年代没有其他文明古国长，但从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多少来说足以和他们比肩。至于什么断代工程之类的笑话又不止这一个，何必当真。

中华文明不只五千年哦 ！~

潇水


　　公元前2070年至1600年(有夏一朝)，外面的花花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在北非，夕阳照耀着埃及人伟大的金字塔，这一景象已历千年。不过埃及王国的金字塔越来越小了，这是为了防备盗墓者和人民起义。法老的遗体另外寻找隐蔽的山崖安葬，而不在放进金字塔。宗教的力量在埃及隆起，底比斯地区修建了庞大的“阿蒙神”神庙，每一根柱子的顶部可以站立百人，柱身布满象形文字和浮雕画面。尼罗河上修建着水坝，通过
水闸连接起河湖，造型精美的帆船在尼罗河上航行(而中国一直是到了秦朝才有帆船)。玻璃制造也是埃及一门新技艺。

　　在亚洲西侧的两河流域，这人类文明开化最早的地方，此刻正是古巴比伦王国(取代了苏美尔人的乌尔王朝)，文明依旧遥遥领先。白银成为当地商品交换和海外贸易的公认媒介，粮、油、羊毛、盐和铜等重要商品的价格，均由国家规定，显示了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远望如山的四级泥砖塔庙威严矗立着，镶嵌宝石的国王青铜塑像保存至今。。奴隶们脑袋上被剃出特殊的标志，编成各种劳动的队伍在鞭子监督下工作。他们挥舞着青铜工具从事运河开凿、排湖造田、修筑神庙的工作，用带有播种漏斗的犁耕作田野。私自剃去奴隶头顶标志的理发师将被处以断指的刑罚——这是古巴比伦著名国王“汉谟拉比”先生在法典中的规定。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完备的成文法典它被刻在石柱上，保存于今天法国的卢佛博物馆。法典中还规定了奴隶打主人的嘴巴，将处以割耳的待遇。杀死别人的奴隶，需要赔三两多银子，以及有名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在欧洲，地中海东部爱琴海上的希腊地区，著名的“克里特岛”呈现出“米诺斯文明”，那些保留至今的巨大王宫、形象而生动的壁画、精美的黄金饰品以及华丽的服饰，振动着每一个今天的游览者。我们还可以看见他们优质的金银碗、造型奇特的陶器、青铜双面斧、短剑、长剑。而这一时期的夏朝还根本没有青铜武器，也没有剑。米诺斯的王宫号称迷宫，1500多个房间有曲折复杂的梯道走廊联络。王宫主要寝室附有浴室、厕所和浴盆之类的卫生设备、冲水设备，他们使用自来水，地下有完备的供水系统。这一点是任何古文明所不可企望的，直到19世纪的西方才被超过。米诺斯文明虽然璀璨却短命，接着，该地区接踵而起了“迈锡尼文明”，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都是未来希腊文明的先驱。

　　在南美洲，玛雅人开始搬动石头，垒成金字塔形的神庙。

　　在印度，繁衍起了“哈拉巴文化”，在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并发展纺织技术，出土了两千多枚印章，上面刻有离奇的文字。他们的城市遗址中有世界上最早的公共浴池，运货大车频繁往来于大街小巷，人们铸造青铜武器与工具，通过世界上最早的航海船坞，与遥远的两河流域发生贸易。不过这个短命的文明在夏朝末年就奇怪地消失了，留下漫长几百年的空白。

　　在中国，情况却不是那么乐观。整个有夏一朝，国家的概念还是恍恍惚惚，夏王的存在得不到考古实物的证实，我们也找不到他们的都城与王宫。相比于上述其它文明都已进入青铜时代，我们尽管出土了零星小件青铜物品(比如水果刀和铜指环)，但不过都是一个牙刷大小，人们仍然可以断言：夏朝没有青铜农具，没有青铜礼器，没有青铜兵器，没有文字。这个虚无的朝代只是存在于后人零散的史料之中，而且合计也不过两千字左右。

　　我们不得不说，与全世界同期比较，我们属于落后者。中国确凿的文明应该是从未来的商朝开始(公元前1600年)。所以，那首“五千年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的歌，实在是唱得有点早，应该等到公元后3400年再唱这个歌，或者现在唱“三千六百年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

中国文明到底多少年？ (博讯2005年3月02日)
　都说我中华悠悠五千年文明：上至夏商周，秦汉又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传.....
　　
　　等等，五千年？你翻翻字典背后的历朝时间表：夏朝是什么时候的？
　　
　　“夏：约前22世纪末至约前21世纪初—约前17世纪初。”也就是说夏朝的建立在距今4100年-4000年之间。
　　
　　4000年？5000年？莫不是从黄帝时期开始？我们翻开历史书，但是答案告诉我们，也就是公元前2700年左右的事（古史学家认为黄帝王朝建立的日期是纪元前二六九八年）。
　　
　　就是说还是无论夏朝的开始还是黄帝时期开始都不满5000年。莫非是从三皇时期开始？那样应该有5000年以上了（似乎远远超过了5000年）。得了吧！怎么不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算啊。
　　
　　况且黄帝时期，那还是原始社会末期，还只是部落联盟阶段。还不是奴隶社会时期——这是判断文明的一个政治上的标准。从这个标准来算，无论如何也是算不满5000年的。
　　
　　而且这还算是比较好的，假如以另一个标准——拥有文字，这一个文化上的标准（还有一个是会使用青铜器，这一科技上的标准），那么我们会发现夏朝没有文字——这是夏朝的硬伤，也是中国文明的硬伤，以至外国历史学家认为夏朝还不足以是个文明——按照他们科学的标准。以至于很多外国历史学家把拥有文字的商作为中国文明的开端（譬如斯塔夫理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譬如风靡一时的帝国时代1里代表中国的就是SHANG（商））。
　　
　　那样的话，中国就只有可怜的3500年文明了。反观五大文明的其他四样，两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起于约公元前350O年前后（5500年历史）；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500年（5500年历史）；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4500-5000年历史）；希腊爱琴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4500-4000年历史）。
　　
　　和这些文明相比，我们的文明只能算是晚辈了。
　　
　　或许有人会说，不能简单的以文字、青铜器或奴隶制为文明的开端，其他的一些比方学会种植庄稼（比方河姆渡人学会种植水稻）、比方制陶（有种叫“XUN”的陶制乐器就是7000年前的发明）、比方定居（半坡、河姆渡等）。那么也可以有人可以认为有壁画为文明的开始，没有哪个地区能有法国和西班牙的壁画那么有着悠久历史——大约在1万到3万年前。

而且，种庄稼，制陶器，造土房子，这些东西别人也都会，而且时间还比我们早。比如，种小麦，大麦，这些还是从中东传到我们中国来得。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的文明开始的更早些，但是由于中国的建筑多为木头建筑，而非西方人习惯以石头做建筑材料（比方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帕特农神庙）。而木头相对石头来说不容易保存。对于这个我想起了一个笑话：埃及人对印度人说，最近我们挖开一个3000年前的古墓，居然发现了一捆电话线，说明3000年前，埃及人就发明了电话。印度人则说，最近我们印度挖开一个4000年前的古墓.....埃及人问，发现了什么？印度人说，什么也没发现，这说明了4000年前印度人就发明了无线电。
　　
　　中国文明究竟多少年？3000年？4000年？5000年？

为了查证楼主的文章是否真实，我周日去查了查，把查到的资料给各位网友一起分享：

　　一、世界各个主要文明的开端情况

　　1、尼罗河文明

　　“埃及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以后便进入了文明时代，同美索布达米亚文明一起，成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摘自《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刘家和、廖学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P71）

　　2、两河流域“美索布达米亚文明的发现和亚述学的诞生是建立在考古学的基础之上的。” （同上，P106）

　　“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在伊朗西南部胡吉斯坦（Khuzistan）地区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即埃兰（Elan）文明。” （同上，P135）

　　3、古印度文明“哈巴拉文明是古代印度的早期文明，公元前1750年左右，哈巴拉文明的突然灭亡，其原因至今未名。” （同上，P151）

　　“哈拉巴（古印度）的年代说法不一，有的考古学家断定为公元前2500～公元前1750年，有的学者把考古和碳14定年相结合，断定为公元前2300～公元前1750年，在学界均被采纳。”（摘自《世界上古文明史》，李怀国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P48）

　　“可以肯定在印度河文明盛期（公元前2200～公元前2000年），它已达于奴隶制大国的发展阶段，与同时期的埃及、两河流域水平相当。” （《世界历史（上古部分）》朱龙华，北京大学出版社，P256）

　　4、希腊文明“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克里特（古希腊）进入金石（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奴隶制城邦出现。”（摘自《世界上古文明史》，李怀国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P56）

　　“古代希腊的历史延续达2000年，它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爱琴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化），公元前2000～公元前1100年。” （《世界历史（上古部分）》朱龙华，北京大学出版社，P318）

　　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1、其实，我查过资料之后才知道，最核心的问题是夏王朝是否存在及其起始时间。如果从夏王朝开始计算，即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如果从商朝开始算，则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如果开始于商，则肯定与“四大文明古国”无缘，因为古希腊文明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而其他3个文明最晚的也在公元前2300年就开始了。

　　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争论由来已久，国际学术界看问题的出发点是以事实说话，结果就是无法承认夏的存在。比如英国的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的第37也写道“就我们所知，夏代是传说的朝代，商、周政权是真实存在的，它们的历史性得到幸存下来的物质文化遗骸的证明。” 《亚洲史》的作者罗兹·墨菲（美国，海南出版社，2003年），在124页写道“古中文文献中提到夏之前的五‘帝’，可视为凭空想象的英雄；其中最后一位叫做大禹，被说成是夏的创立者。夏的存在年代姑且定为公元前2000～公元前1600年，但此外关于夏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最早的文献史很多世纪后撰写的。”

　　国内对这个问题分歧很大，但建国之后争论就少了，至于原因是不是楼主所认为的，这是另外的问题，大家自己判断。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兴趣的可看这个网址:http://www.arch.pku.edu.cn/csac/structure/main_3/j/4.html

　　我也查到了最近的出版物，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2004年3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的第33页“第二节 假设的夏朝遗迹”写道“夏朝文化遗址，迄今还没有得到确实的证明。”至于顾颉刚等学者，一直认为夏的存在缺乏依据。

　　因此，可以说，如果我们比较的是有考古依据的文明起源的话，四大中的另一个必然是希腊文明，不会是中国。（当然，如楼主所说，不是按国家分，而是按流域、区域来分。否则，象古印度包括现代印度、巴基斯坦等多个现代国家，中国连十大都未必排得上。）要是比传说或者书面记载的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三、是不是在提出“四大文明古国”时，希腊文明的考古发现确实比较晚呢？

　　对于这个问题，从《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刘家和、廖学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的第207页可以得到一个答案，“1876年，施里尼在迈锡尼的城堡内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的王室穴墓”，208页“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1900～1941）对克里特岛上的遗址展开了大半生的发掘和研究，出土了一座巨大的宫殿群废墟。…这样一来，古希腊史的起点进一步推前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以看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希腊文明的起源问题就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因此，“四大文明古国”是在建国后，不可能不知道。至于为什么这么提，楼主给了一种说法，信不信在个人，因为这里没有提供其他证据。

　　四、关于文明的定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出版社，1998年）的2页写道：“国内外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把文字、铜器、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或要素来探讨文明的起源”。另外，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的第37页写道，“文明和文化之间这些区别的最明显的外部标志，无疑就是存在和不存在城市。”

　　五、其他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对各个文明的考察"一章（第九章，37页）有一个图表，描述了个文明起源及延续的情况，可以看出，印度文明一直延续至今，而并非只有中国。这涉及的内容更多，我没有精力和能力考证。 

　　最后我想转一段顾颉刚在《夏史三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139页）里的一段话，“近来有人对我说：‘你们不要在考古史了，给你们一考什么都没有了！’料想这文发表，又要使他们难过一回。我们除了抱歉之外，再有什么话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吧！若是你们所有的也是书本上的材料，而且是战国以下的书本上的材料，那么除了用这样的方法整体之外是没有更适当的方法了。除非你们说历史的目的不在求真而在求美，才可以保留这些有趣味的故事给人们欣赏去，惭愧我们不是艺术家，我们不肩着这项任务，只得请诸君原谅了。”

商文化的上限已进入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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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10日

1996年至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对偃师商城宫城北部“大灰沟”进行发掘。《考古》2000年第7用公布了发掘简报及有关研究成果。发掘者认为：“大灰沟”的发掘，为夏商文化关系研究提供了可贵资料：第一，关于早商文化的来源与形成，学术界迄未定论。根据偃师商城“大灰沟”发掘中所见商文化第1段遗存的材料，其文化内涵，实为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的复合体，即一方面包含有大量二里头文化因素，如圆底深灰罐、大口尊、卷沿盆、甑、刻槽盆捏口罐等，都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类，且其形制也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同类器物非常相象；另一方面，又包含一组具有鲜明下七垣文化特征的器物，如薄胎绳卷沿鬲、方沿盘口橄榄形深腹罐、束颈鼓肩的深腹盆等。第二，为夏商文化分界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师商城商文化第1段遗存，与二里头遗址Ⅲ区H23、v区H53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文化遗存，共同拥有一组特征相同的基物，故而其年代应属同时，而二里头遗址Ⅲ区H23、V区H53等地层单位中，除了一组以大口尊、圆底深腹罐和圆腹罐等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典型器物之外，还有一组以细绳纹卷沿鬲、橄榄形深腹罐和束颈盆为代表的体现下七垣文化特征的器物。据此可认为，商文化的上限，己进入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2004会议论文]略论二里头时代 
许宏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一

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后，在对中国上古史所作分期描述中，一直存在着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以神话传说表述远古时期，在进入历史时期后，一般采用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史前时期，已被证明为信史者则与文献史学合流，亦冠之以朝代名或主要诸侯国名。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两大话语系统才归于一系。

其实，鉴于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界的学术传统及对学科终极目的的定位，无论文献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都是把两大话语系统最大限度的趋同作为努力的方向的。也即将“信史时代”的上限尽可能前提，扩大两大话语系统的“共同语言”部分。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长足进展，文献史学界开始更为广泛地采用考古学的分期语汇。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近年出版的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邀约考古学者来撰写“远古时代”部分。史前考古“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1]的观点，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由是，仰韶时代、龙山时代[2]一类纯考古学语汇的命名已跳出考古学的圈子，而为史学界及其他相关学科乃至大众所接受。

但愈是时代久远，二者“拟合”的可能度就愈小。因而对于史前时期，学界也只能听任诸如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与三皇时代、五帝时代之类异质话语系统并存。强将二者比附者，一般也多被认为属推测性质，存此一说而已。

上个世纪初叶，甲骨文的发现与释读，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至上个世纪50年代，又由于早于殷墟而文化特征与之近同的郑州商城和二里岗文化的发现，考古学上的商文化遂被上推至二里岗期。

我们认为，这是目前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两大话语系统能够契合的最上限。前此的时代，都属尚只能用考古学术语来表述和命名的时代。本文所要论及的“二里头时代”即是其中最后的一个。这一时代因约略与文献所载夏王朝的存在时段相合，而往往被径称为“夏代”，或“相当于夏代的时期”。这反映了学界力图上推“信史时代”之上限，统一两大话语系统的迫切愿望。然而目前的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这就是我们提出“二里头时代”这一概念的先决条件。


二

顾名思义，“二里头时代”的概念，源自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一般认为“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延续300多年或将近400年”[3]。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报告所给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也在公元前1880年～公元前1520年之间[4]。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上接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王湾三期文化，下接二里岗期商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即龙山时代[5]，一般认为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6]。在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还存在着“新砦期遗存”，约持续100年左右的时间[7]。目前，尽管在对这类遗存的命名上尚有歧见，但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较之中原龙山文化更为密切这一事实，已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可，为数不少的学者更认为其本身就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8]。鉴此，“二里头时代”的时间跨度，应约当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

这一时段的绝大部分，与文献记载中夏王朝的存在时间相吻合。然而，尽管从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上看，“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最重要的对象，或者说最有资格担当“夏文化”的称号，但就目前的发现与研究状况而言，我们仍无法将这一与夏纪年大体对应的历史时期径称为“夏代”。鉴于有关夏王朝的记载在时代较早、可信度较大的文献材料中时有所见，因此有理由相信它的真实存在，我们只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未掌握可以确证夏文化的考古学证据而已。

“二里头时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植根于对夏文化探索之课题定位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夏文化探索本身作一些分析。

以殷墟的发掘为中心，殷商文明的确立给三代文明的探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和文化特征上的基点；同时，它在方法论上也影响甚至决定了三代考古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对夏文化的探索，可以从殷商文明的研究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其中，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才最终使商史成为信史。我们认为，这一环节也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夏代考古之所以没有突破性的发展，根本问题就是没有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史料。……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条件，但却是必须通过的一关”[9]。这是颇为中肯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文明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在性质上尚有重大差别。

回顾以追寻夏王朝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探索之历程，可以看到，数十年来学界的主要注意力和论辩的焦点集中在了夏王朝的存灭时间、夏王朝统辖的中心区域、与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体的族群这四项要素上。其中前两项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来推导的，它是夏文化探索的时空前提，而非考古学意义上的探索对象。至于与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体的族群，由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不足，加之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可以认为迄今所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推论的性质。我们认为，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内证性材料（如当时的文字）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解明夏文化的问题的。其实，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对文献所载夏商王朝更替和某一王朝都城具体地望的讨论，对某一考古学文化所属族别与朝代归属的论辩，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在对夏文化的探索上，我们只能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至最终解决相关问题，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逻辑上的欠严密，一直是夏文化探讨过程中最受诟病之处。如仅以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简单的时空对证即可框定夏文化的思维定式的存在。在这一思维模式中，参与讨论的学者基本上不用“可能”、“很可能”一类相对稳妥、留有余地的字眼，而更偏爱“当然只能”、“肯定”、“无疑”一类自信感较强的、排他性的措辞。从逻辑上看，我们并不能仅由时间与空间的大致吻合，就必然地推导出二里头文化肯定就是夏王朝时期、分布于夏王朝中心区域的、以夏族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的文化遗存。

又如对《史记·夏本纪》所载应为信史的推论，似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20世纪初，王国维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进行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的基本可靠[10]。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然而诚如前引文中字面上已言明的那样，这一思维定式也带有想当然的成份。笔者本人不是夏王朝的怀疑论者，只是对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的严密性和可靠性略有疑虑而已。

总之，无论以时空对证的方法推定夏文化，抑或判别《史记·夏本纪》之是否可信，问题的最终解明，恐怕都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的发现。就目前的发现与研究现状而言，还不能用“夏文化”这一复合性的概念来取代作为考古学文化的“二里头文化”这一考古学概念。在大的时代名称上，相当于夏代的时期因其未确定性，似应暂时依照史前考古学的惯例，以具有典型性的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而暂且称之为“二里头时代”。同时，殷商文明研究的新进展，也使我们对夏文化的确立充满信心，我们期待早日在考古学上最终确认夏文化和夏代。

我觉得应该是3600年

中国历史在秦朝之前并无皇室一说，就连商周也是各路诸侯共同推举的首领，如果这个首领丧失统帅能力，诸侯国也不再为他效力（东周就是这样。）商朝建国前中国社会还处在氏族部落时期，那时的部落首领就是最高的统治者，同时这个最高统治者的任期很不固定，随时都有被别人推翻的可能。至于那时的文字一般都是上层贵族所掌握，一般采用诗歌的形式传递。后来随着氏族部落的衰落这种诗歌文字也逐渐失传。所以现代很难确定商朝之前的历史与人文环境，只能依靠民间传说和一些诗歌文学来确定。欧洲的历史不也是靠文学来传递的吗？《圣经》、希腊文明、早期罗马文明。哪个在现在能找到确凿的证据？呵呵
以上是个人的想法，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中国的历史最少应该有6000年吧

五千年

中华文明5000年
我相信!

天知道

我只是记得以前课本有一段 有了文字 人类开始进去文明时期
虽然灌输5000年 历史文明 但仔细想旧不是 5000人类处于野蛮时代 应该不算吧

我老实一些，在我心中的中华文明只有几百年

我认为，把过去的荣耀挂在嘴边，却对过去的耻辱归咎于别人，是不科学的。我们要记住的不是过去有多么光辉，而更重要的是记住我们是如何从光辉变成耻辱的。

引用:

【外星来客二代的贴子】为什么我们老师教我的是4000年? ...........................

有什么好争论的？对于历史而言，本来就没有正确答案。学习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中国历史到底有多长，而是要从历史中找到古人给我们的宝藏

我希望是一万年

长了又怎样？短了又怎样？

想这个无意义,就算正如楼主说的3600年又如何,中国的文化明摆在眼前，谁也无法抹杀,不管是5000年还是3600年,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要看的是未来,争辩这个有什么用

都说上下五千年嘛!